宪法实施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宪法的权威，而宪法权威又关系到政治的安定、社会稳定和国家的命运。

[73]政治学者丸山真男在其回忆录中披露了天皇机关说事件前后宫泽俊义在课堂上表达的一些思想。但在宪法理论上，天皇的统治大权是天皇一身专属的权利还是其作为国家元首总揽之权能，需要明确。

……国家是固有统治权的地域团体。他指出：国民主权原理源自国民的制定宪法权力（制宪权）思想，它包含两个要素，一个是权力性契机，即最终决定国家政治形态的权力由国民行使。[32]耶利内克的国家的自我拘束观念背后，蕴含着在格贝尔和拉班德那里无法看到的一个新的契机。但这些多元的利益和意思相互冲突和妥协，会形成一个平衡点，哪怕和平状态暂时打破，或者这个平衡点在很多情况下只是在挑战弱势一方的忍耐极限。不能在理论上决定国家通常是否具有法人格。

但这并不妨碍心理学和生理学将个人的心理行为和肉体现象总括为一个集合统一体，将国家把握为权利主体有着不逊于将人把握为权利主体的科学正当性。国家权力的特质在于：服从不是权利的减少，而是被感受为一种恩惠，因为权力关系的全部目的在于保证民族共同体的利益。修宪权是制度化了的制宪权，它不等于制宪权。

宪法指导思想的不断发展和丰富，体现了宪法自身的发展及其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因为78宪法只规定由全国人大修改宪法，而没有具体规定宪法的修改程序。二战之后，在沉痛的历史教训中，人类更加感到宪法治理价值的重要性，深刻反思宪法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与地位，将所有的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重新纳入宪法治理的轨道之中，并使宪法的规范功能、实践功能以及价值评价功能得到完整、彻底地体现。2002年12月4日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切实履行解释宪法的职能，对宪法实施中的问题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使宪法的规定更好地得到落实。

[6]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69~70页。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在宪法内容上，如何回应民众的心声，使之成为社会共识的基础？通过修宪来确认共识，赋予国家发展以新的规范与正当性基础是此时社会成员的普遍诉求。这可称之为社会治理模式的第二阶段。但1978年宪法没有完全摆脱‘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有不少‘文革遗留的内容，难以作为修改的基础。在执政方式上，善于通过宪法规定的程序，将党的主张通过正当程序上升为法律。

同时，给予国营企业一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给予集体经济组织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能否完整的体现宪法在执政活动中的支配地位，能否使依宪执政成为自觉行动，将决定着社会价值观的统一和执政基础的稳定。两部基本法都是在宪法指引下制定的。从宪法文本上说，82宪法确认的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都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脉相承并逐步发展的。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尽管写入了宪法，但是它的涵义却并未因为入宪而得到确定和普及。不尊重宪法规则，无视宪法文本，就是不尊重我们的制宪历史，就是无视中国的宪政传统与道路。

执政党与宪法实施的关系将得到进一步调整，推动党的执政行为制度化、规范化、民主化，提高宪法的运用能力，坚持以宪法为基础进行决策的原则，使宪法原理与规则成为决策的基础，为宪法实施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宪法发展要确立适应时代要求的宪法观念和宪法文化，实现传统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的宪法观到价值主义·民主主义宪法观的转变，体现宪法的规范效力，突出宪法的调整功能与社会问题的宪法化，在宪法与社会的互动中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法治化。

实现和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是整个社会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也是以宪法为基础的整个法律制度存在的基础。今后一段时期，宪法发展的总体趋势是继续凝聚社会共识，重建社会信任，推进公共性，提升不同利益群体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需要增进公共权力部门与民众之间的相互信任[23]，重视宪法运行机制，回应社会发展。公民既独立于国家、社会和集体，又不能脱离它们而存在，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共同实现更高层次的自由。当时，宪法修改委员会曾面临采用何种修改程序的难题。以《行政处罚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冲突为例。在宪法关系上，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不是同一机关，当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非基本法律的效力发生冲突时，不能简单适用新法优于旧法原则，应通过合理的立法政策，建立有利于保障基本法律效力的机制。

在依法治国提出之初，依法治省、依法治县、依法治村、依法治水、依法治路等话语大量出现，其背后的逻辑还是用法律治理某方面的事务、管理人民，等于回到了以法治国的旧观念之中：‘以字跟‘依字有所不同，‘以是你用法律来管理人家，‘依是老百姓和官员都得依法办事。三、宪法实施与社会治理的转型82宪法既为社会治理提供基础，同时通过宪法规范不断调整社会治理的方式。

当社会治理经过动荡而寻求稳定的机制时，宪法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因而人们对即将诞生的宪法负有极高的期待。十年文革最直接和沉重的教训就是民众缺乏自由与尊严的保障，连人类生存基本前提—个体生命的尊严也得不到有效保护，以导致整个社会治理的扭曲与社会共识的缺失。

从基本权利和义务条文的数量来看，54宪法有19条，75宪法有4条，78宪法有16条，而82宪法有24条。基于社会主义宪法的性质，82宪法在基本权利的规定上突出体现了权利和义务一致性的特点。

（三）在社会治理中实现依宪执政的制度化、法律化30年来宪法发展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执政党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尊重宪法，那么宪政的实施就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同时，这一条款也暗含了国家、社会、公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对于传统上形成的国家——个人的直接关系，应当依据宪法的宽容、尊严、自主理念适当做出调整，突出社会和个体的功能，建立国家——社会——个人的三维关系结构，扩大社会自治、公民自治的空间和方式。30年来，在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进程中，82宪法成为国家生活的重要内容，奠定了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基础，确立了国家与社会的价值观与目标，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75宪法也没有具体规定宪法修改程序问题，如修宪提案权主体、修宪具体表决方式等。共产党员遵守和执行宪法、法律，就是服从全国人民的意志，就是服从党的领导[20]。

一审法院判决维持行政处罚。2004年宪法修改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宪法。

朱素明认为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且适用法律错误，提起行政诉讼。在世界范围内，宪法对人类文明价值的维护与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发展格局与走向。

不论是全面修改的权力还是部分修改的权力，修宪权都是作为制度化的制宪权而从属于始源性制宪权的意志。在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上，一方面，宪法将一国两制的政治构想法律化，确立特别行政区制度为宪法上的国家制度。82宪法调整宪法结构的本质与基本出发点是凸显对人的尊严和价值。这种工作方式严重伤害了民众的正当权利，也是对宪法权威的挑战。

未来的宪法发展应当以宪法理念为本，重视宪法运行机制，以宪法意识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通过宪法的发展推动国家社会的发展，维护人类和平与人的价值。宪法发展30年前的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1982年宪法（以下简称82宪法）。

（四）在社会治理中推动宪法实施保障制度的实效化随着社会的变革，宪法需要确立完善的适应社会变化的应变机制，灵活地运用宪法修改、宪法解释等手段，进一步强化宪法的社会适应性，强化宪法的社会调整功能。他说：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

历史发展证明，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无法脱离宪法的调整与保障。而且这部宪法比较粗，只有60条，许多应该作出规定的没有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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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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